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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局：為什么數據顯示改善，卻看到水污染日趨嚴重
水污染本質上是一個河流水系的污染，它不僅意味著江河湖泊水庫的水體污染，也包括流域污染、河岸及附近水域地域污染、江河湖泊水庫的底泥污染等。流域污染不僅有工業(yè)、城市的點源污染，而且還包括更難治理的農業(yè)、鄉(xiāng)村的面源污染，而所有這些污染都意味著土地、土壤污染。
2015年6月，環(huán)保部公布《2014年中國環(huán)境狀況公報》（以下簡稱《公報》）。《公報》給出了“2001—2014年七大流域和浙閩片河流、西北諸河、西南諸河總體水質年際變化曲線圖”。
《公報》對該曲線圖的解讀是：“2001—2014年，長江、黃河、珠江、松花江、淮河、海河、遼河等七大流域和浙閩片河流、西北諸河、西南諸河總體水質明顯好轉，Ⅰ～Ⅲ類水質斷面比例上升32.7個百分點，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下降21.2個百分點。”
筆者在寫作《人口困局》一書時，全面、系統地研究過我國*近30年水污染狀況（包括地表水、地下水和近海）及其發(fā)展趨勢。結果顯示，近20年是水污染形勢迅速惡化并逼近爆發(fā)大規(guī)模水危機邊緣時期。因此，筆者對《公報》關于我國*近14年水污染形勢“明顯好轉”的研判不敢茍同。水污染形勢研判涉及我國水污染長期趨勢，有可能誤導公眾，誤導管理層和決策層，并帶來決策失誤和治理失當失效的嚴重后果。
評價總河長增加“稀釋”了水污染嚴峻形勢
假定《公報》所依據的基礎數據真實（該假定要打折）。這些基礎數據可以歷年《中國環(huán)境統計年鑒》相關數據為依據。在此條件下，研判數據及其結論至少存在兩個問題。
一是評價總河長的增加稀釋了劣Ⅴ類水質所占比例。2001至2014年的14年間，我國主要流域評價總河長增加了55%，而劣Ⅴ類水質*數量及其指數變化并不大。2008年以前，劣Ⅴ類水質增加值甚至超過評價總河長增加值。2009年以后，劣Ⅴ類水質*量和指數變動都非常小。但同一時期，評價總河長大大增加，從而大大降低了劣Ⅴ類水質所占比重。
二是Ⅰ～Ⅲ類水質比例的增加并不表示*近14年水污染形勢“明顯好轉”。14年來，Ⅳ類、Ⅴ類和劣Ⅴ類水質*量呈現“穩(wěn)中有升，降幅較小”的狀態(tài)。也*是說，這些年來雖然政府花了很大力氣治理水污染，在局部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局部好轉、整體惡化的趨勢尚未改變。圖1的Ⅰ～Ⅲ類水質比例為什么會“上升32.7個百分點”？這是因為，這些年來各流域增加的評價河長主要是Ⅰ～Ⅲ類水質河段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為環(huán)保部門*監(jiān)測的往往是人口密集、水污染較重的中下游河段，后來逐漸擴大監(jiān)測范圍。一方面擴大了污染河段的監(jiān)測，另一方面，越往后*有越多的上游河段納入監(jiān)測范圍。一般地說，上游河段人口相對稀少，重化工業(yè)比重較低，水污染相對輕些。
因此，簡單依據數據*得出我國主要流域“總體水質明顯好轉”的結論，恐怕過于輕率。
2002版水質標準掩蓋了水污染嚴峻形勢
為了盡可能還原真實數據，需要先說明我國地表水水質分類標準的變動情況。
1983年，我國*頒布地表（面）水水質分類標準，此后分別于1988、1999、2002年進行了修訂。
按照*《地表水環(huán)境質量標準》，地表水水質按功能高低依次劃分為五類：Ⅰ類水，屬于潔凈的源頭水，主要適用于*自然保護區(qū)；Ⅱ類水，主要適用于集中式生活飲用水水源地一級保護區(qū)、珍貴魚類保護區(qū)、魚蝦產卵場等；Ⅲ類水，主要適用于集中式生活飲用水水源地二級保護區(qū)、一般魚類保護區(qū)及游泳區(qū)；Ⅳ類水，主要適用于一般工業(yè)用水區(qū)及人體非直接接觸的娛樂用水區(qū)；Ⅴ類水，主要適用于農業(yè)用水，也可作一般景觀用水。
有關專家解釋說，Ⅰ類水*是未污染的源頭水；Ⅱ、Ⅲ類水雖有污染，但經處理后可以用作居民生活飲用水（即Ⅲ類水是居民生活飲用水的*標準）；Ⅳ類水污染嚴重，人體直接接觸有害，只能作為工業(yè)和農業(yè)用水；Ⅴ類水只能用于農業(yè)灌溉。劣Ⅴ類水，已經完全喪失水功能，用于任何目的都不安全。
鮮為人知的是，現行2002版地表水水質*標準與之前標準相比“放寬”很多。北京保護健康協會健康飲用水專業(yè)委員會負責人評價說，“2002年，中國地表水標準修訂后，現在的Ⅰ類水標準只及當年的Ⅲ類”。如果將GB3838-2002標準與之前的水質標準仔細對比便可以看到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。
首先，GHZB1-1999標準“基本項目”的監(jiān)測指標有31項，而GB3838-2002只有24項。在缺少的7項中，有5項被單列為專門針對集中式生活飲用水的“補充項目標準”，這意味著，“非集中式生活飲用水”不需要監(jiān)測這5項指標。
更重要的是，GHZB1-1999標準在“基本項目”之外，還專門針對Ⅰ、Ⅱ、Ⅲ類水域設立了40項“有機化學物質特定項目標準”。這樣，要確認Ⅰ、Ⅱ、Ⅲ類水質達標，共需要監(jiān)測71項指標。但在GB3838-2002標準中，僅需要監(jiān)測24項“基本項目”指標。
雖然，在GB3838-2002標準中，另外設立了專門針對集中式生活飲用水的5項“補充項目標準”和80項“特定項目標準”，但對于“非集中式生活飲用水”則不需要監(jiān)測這85項指標。這*是上面那位水專家所說“現在的Ⅰ類水標準只及當年Ⅲ類水”的*重要原因，同時也是近幾年各地紛紛“涌現”Ⅰ～Ⅱ類水的根本原因。（圖1的評價指標僅有9項或21項）
再有，在GB3838-2002標準的24項“基本項目”中，Ⅲ～Ⅴ類水的總磷指標上限值（即具體數值）分別比之前水質標準放寬了*、50%、*，化學需氧量COD指標分別放寬了33%、50%、60%，氨氮指標分別放寬了*、50%、33%；而高錳酸鹽指標早在GHZB1-1999標準中分別比之前標準放寬了33%、25%、50%。
可見，若粗略地依總磷、化學需氧量和氨氮這三項指標（許多場合有關部門*發(fā)布這三項指標確定水質類別，足見其重要性）確認水質類別，則2002版的Ⅲ、Ⅳ、Ⅴ類水依次只相當于之前水質標準的Ⅳ、Ⅴ、劣Ⅴ類水質，即依次降低了一類（圖2顯示，2002版Ⅲ類值與之前標準Ⅳ類值相等）。若再按GHZB1-1999標準監(jiān)測共71項指標，則2002版的Ⅲ類水的確不如1999年標準的Ⅳ類水。
另外，在GB3838-2002的80項“特定項目標準”中，一些項目指標的限值也比GHZB1-1999標準提高（放寬）了許多，例如，前者的苯、甲苯和乙苯指標限值，分別是后者的2倍、7倍和30倍。
因為歷史原因（當年水污染還不成氣候），20多年前的GB3838-88標準缺失了一些重要監(jiān)測項目，如缺少氨氮和硫化物指標，缺少GHZB1-1999標準專門針對Ⅰ、Ⅱ、Ⅲ類水域的40項“有機化學物質特定項目標準”，因此，對于如今“大鍋湯”式的地表水來說，GHZB1-1999標準比GB3838-88標準更適用。
盡管如此，GHZB1-1999標準還是有缺陷。因為該標準的有些指標，如高錳酸鹽、化學需氧量、凱氏氮和揮發(fā)酚等，均分別比1988年標準放寬了。
我的同事馬小浩將我國《生活飲用水衛(wèi)生標準（GB5749-2006）》與世界衛(wèi)生組織（WHO）的《飲用水水質準則（第4版）》進行比較后，得到如下基本結論：根據我國飲用水標準與WHO標準比較，并與我國地表水GB3838-2002標準對比后發(fā)現，按2002版地表水標準，并考慮我國目前飲用水處理工藝，只有Ⅰ~Ⅱ類水可以作為居民生活飲用水水源。2006版*飲用水標準，大部分采用WHO現行標準，并且我國2006版飲用水標準中的一些農藥、致癌有機物指標是WHO飲用水標準中沒有的，或他們認為在飲用水中不太可能出現，或存在的濃度遠低于可影響健康水平，其中有很多是WHO禁用的高毒農藥，這說明我國濫用農藥導致水中農藥殘留對人體構成威脅，所以才需要增加這些項目的檢測。其實，現在的Ⅲ類水不能飲用是一個公開秘密，地方官員都知道這一點。
地下水資源銳減，污染面積大
地下水資源的兩個問題關乎生存。
一、地下水資源銳減。2003年普查數據顯示，全國地下水每年每平方公里可開采量比1980年代銳減60%。這是大自然對人類相當嚴重的警告，而人類的非理性活動是這一嚴重后果的主要原因。10多年過去了，地下水資源趨于減少的趨勢并沒有改變。
二、地下水大面積嚴重污染超乎想象。越是水資源稀少的地區(qū)，地下水污染越嚴重；越是地面和地表水污染嚴重的地區(qū)，地下水污染*越嚴重。
數據顯示，2010年，全國地下水嚴重污染比例從2000年的37%增加到60%。連續(xù)監(jiān)測數據顯示，在重點監(jiān)測的約200個城市中，地下水嚴重污染（包括較差和極差）呈現增長趨勢，2014年這一比例高達61.5%。
對于缺水地區(qū)來說，如果疊加上城市以外地區(qū)的地下水污染，那形勢往往很嚴峻。例如，幾年前的調查數據顯示，在華北平原（包括京津冀及豫魯的黃河以北平原）地下水資源中，Ⅰ～Ⅲ類水占24.24%，Ⅳ類水占25.05%，Ⅴ類水占50.71%。
地下水“一旦受到污染，所造成的環(huán)境與生態(tài)破壞往往難以逆轉”。淺層地下水與地表水系有一定水體交換，其水質會隨著地表水水質波動而有所波動，但越往深處，地下水污染減輕的可能性*越小。對于深層地下水來說，一旦污染*只會持續(xù)惡化，而絕無逆轉的可能。（目前，我國已經有20多個省區(qū)市在不同程度地開采深層地下水。）
有些水專家認為，按現在的污染速度，用不了多少年，全國主要（缺水）地區(qū)的地下水*將全部受到嚴重污染，屆時不僅當代，甚至子孫后代都將失去生存的基礎。
根據正在實施的全國地下水治污規(guī)劃目標，到2015年，需要“逐步整治影響地下水環(huán)境安全的土壤，初步控制地下水污染源”，“城鎮(zhèn)集中式地下水飲用水水源水質狀況有所改善，初步遏制地下水水質惡化趨勢”；到2020年，“全面監(jiān)控典型地下水污染源，有效控制影響地下水環(huán)境安全的土壤”，“重要地下水飲用水水源水質安全得到基本保障”，“重點地區(qū)地下水水質明顯改善”。
現在時間已過半，但統計數據顯示其任務和目標很難實現。
水污染治理規(guī)劃應當務實
其實，治理水污染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簡單，比如控制住排污企業(yè)。
水污染本質上是一個河流水系的污染，它不僅意味著江河湖泊水庫的水體污染，也包括流域污染、河岸及附近水域地域污染、江河湖泊水庫的底泥污染等。流域污染不僅有工業(yè)、城市的點源污染，而且還包括更難治理的農業(yè)、鄉(xiāng)村的面源污染，而所有這些污染都意味著土地、土壤污染。流域土壤污染、河岸地域污染和水體底泥污染往往難以治理，甚至不可逆。對于那些已經深度污染的土地來說，即使停用化肥、殺蟲劑、除草劑和激素，在很長時間內，土壤毒素仍然會被農作物吸收，例如茶葉有可能20年內仍不達標。對于廣大流域來說，面源污染是長期持續(xù)并且停不下來的（如今非綠色生態(tài)的種植模式，靠激素抗生素維持的養(yǎng)殖業(yè)、漁業(yè)等難以大規(guī)模轉型），它會累積、加深土壤污染，惡化整個流域的水系環(huán)境。這里的嚴酷現實是，在“人口高位運行”（即我國人口在10億至14億之間運行）條件下，即使控制住工業(yè)、城市點源污染，但整個環(huán)境惡化也會持續(xù)加深。如果工業(yè)、城市的點源污染不能有效控制，那整個流域水系的水環(huán)境*會加速惡化。因此，在水污染治理方面，輕言“好轉”“改善”，風險很大，更不用說以“明顯改善”或“總體改善”為目標了。
這方面，有必要借鑒歷史，而這些歷史離我們很近。1994年，淮河流域大規(guī)模嚴重水污染*次大爆發(fā)，震驚中外。淮河水污染事件引起決策層高度重視。兩年后，國務院批準《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規(guī)劃及“九五”計劃》。當年，有關方面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淮河流域點源污染，即大大小小的企業(yè)排污和城鎮(zhèn)集中排污，而忽視了污染物范圍更大的城鎮(zhèn)、農村和農業(yè)面源污染，同時大大高估了行政手段治污能力，嚴重低估了企業(yè)排污對于企業(yè)成本和利潤的巨大影響，因而大大低估了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難度。因此，竟然輕率地提出“1997年實現全流域工業(yè)污染源達標排放，2000年實現淮河水體變清”的目標。
然而，花費巨資10年集中治污以后，淮河流域嚴重水污染依舊，2004年7月甚至又爆發(fā)一次更大規(guī)模的“特大污染事故”。據說，淮河里“有史以來*”的污染團，“如同巨大的黑蘑菇，從上游奔騰而下，橫掃千里淮河，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團全長133公里，總量超過5億噸，一路浩浩蕩蕩殺奔洪澤湖”，*注入近海，“洪澤湖上氨氮超過平時的60倍，水質全為劣五類。”10年后再次爆發(fā)的這次“特大污染事故”實際上宣告了“淮河水體變清”目標的失敗。
鮮為人知的是，為了完成2000年“淮河變清”的目標，有關部門甚至提前修改水質標準（即頒布了GHZB1-1999標準），例如，Ⅲ～Ⅴ類水的化學需氧量COD指標分別比之前標準放寬33%、50%、60%，高錳酸鹽指標分別放寬33%、25%、50%。
盡管如此，*淮河流域水污染數據仍然很難看。畢竟，三四十年的嚴重污染已經讓那塊大地水系污染“定型”，土壤和水體底泥已經浸潤了太多污染物，沒有人口壓力指數大幅度減少，沒有真正的治本措施并長期堅持，淮河流域嚴重水污染不可能真正好轉。更何況，有些污染根本*是不可逆的，比如，深層地下水污染、土壤深度污染、重金屬污染等。
與“2000年實現淮河水體變清”目標相似的還有2001年實施的“渤海碧海行動計劃”。因為接納來自大陸的絕大部分污水及其污染物，我國近海，尤其是近岸海域，早已成為一個巨大的“污水桶”，而渤海的污染程度和面積一直高居四大海域之首。“渤海碧海行動計劃”的實施并沒有遏制住海域荒漠化趨勢，渤海*終淪為漁業(yè)資源幾近枯竭的荒漠化海域。
其實，早在2006年8月，國務院召集的渤海環(huán)境保護工作會議便坦承，渤海污染物入海總量居高不下，污染面積擴大，赤潮頻繁出現，重大污染事故時有發(fā)生。事實上宣布了“碧海行動計劃”的失敗，“以后沒人喊停，也沒人說繼續(xù)實施，這個計劃反正*是不了了之了”。
無須更多的筆墨，筆者已經將“水污染治理規(guī)劃”脫離現實的典型情形勾勒清晰。
前面已經談過，在現有污染強度下，依靠現有治污體制和機制，完全不可能取得立桿見影的治污效果。事實上，由于我們已經喪失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歷史時機和必要條件（這主要包括人口、經濟和社會條件，其中，人口數量決定了環(huán)境的后備容量和環(huán)境治理的戰(zhàn)略縱深），因此目前*的治污效果也只能做到減緩環(huán)境惡化速度。環(huán)境的“局部好轉、整體惡化”早已成為常態(tài)。
在人口高位運行條件下，我國的資源早已嚴重超載，環(huán)境污染觸目驚心且已經臨近觸發(fā)大范圍環(huán)境危機的邊緣（嚴重霧霾“突然”大面積爆發(fā)僅僅是開始）；未來十年、十幾年，這種緊張關系的發(fā)展方向將決定中華民族的未來。本書對上述嚴峻形勢的演變有如下推測：如果不能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緩解資源環(huán)境與人口的緊張關系，那我國資源和環(huán)境系統的崩潰*可能成為現實，而*終引發(fā)系統性崩潰的，很可能不是溫室效應，不是能源枯竭，不是嚴重霧霾，甚至也不是糧食短缺，而極有可能是嚴重水污染的全面失控。
